全国服务热线

4006-825-836

当前位置:主页 > 新闻资讯 > 公司新闻 >

论公共卫生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中

时间:2021-07-23 10:41

  作者: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目研究助理郑宇晴

  内容摘要: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应对疫情对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的威胁,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抗疫策略,中国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完全安全化”的路径,而日本遵循的则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通过梳理“安全化”模式和“安全化”困境的既有研究,对“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的“安全化”进程及特征以及“完全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阐释。在“完全安全化”模式中,施动者应对威胁进行准确判断、施动者与受众共同发挥抗疫主体作用、“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而“有限安全化”模式则具有受众发挥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须同时在场的特征。上述两种模式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治理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具有借鉴意义,无论选择哪种抗疫模式,为了切实保障人的安全,都必须在抗疫过程中确保“去安全化”的在场,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安全化”的困境,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威胁。

  新冠肺炎作为大规模传染性疾病,自2019年12月出现后不久就形成了全球性大流行的态势,严重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各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次疫情治理中,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公共卫生“安全化”措施,从国家安全层面统一部署、调配资源以抗击疫情,其中,中国的“武汉模式”和日本的“仙台模式”是东亚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安全化”策略,韩国则介于两者之间。“武汉模式”遵循的是典型的“安全化”路径,通过将新冠肺炎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安全化”,提升至国家安全议程中的最高级别,对城市和社区采取封闭式管理,力求彻底实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去安全化”;与之相对,日本的抗疫模式虽然也是以实现“去安全化”为目标,但却采取了“非安全化”和“有限安全化”的路径。

  本文将从学理上尤其是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运用“安全化”理论,对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武汉模式”和“仙台模式”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这两种治理模式的特点和各自的优势。这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更好地推进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跨国合作和机制创新,而且也能够为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等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蔓延提供治理的“东亚模式”。

  自20世纪40年代末国际安全研究兴起以来,就一直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安全最重要的指涉对象是什么?安全问题的驱动力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安全的边界是只能限制在国防内,还是可以拓展到国防外?安全研究的国际政治学思想基础是什么?安全研究应该选择怎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日益凸显,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日益多样化,安全的责任主体和实现方式也需要得到拓展,这就对国际安全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20世纪90年代初,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ver)提出了“安全化”理论。他们认为,“安全是基于对威胁的认知与判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选择’与‘社会建构’,而威胁则是一种体现主体间性的社会认同建构”。

  基于这种认识,奥利·维夫和巴里·布赞进一步提出了“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理论,他们认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安全化’不仅仅通过打破规则,也不仅仅依靠‘存在性威胁’的出现来推进,而是以‘存在性威胁’出现为理由,以宣布打破规则为合法来实施‘安全化’的。在安全话语中,经过渲染,一个问题作为具有最高优先权被提出来,这样一来,通过将它贴上安全标签,一个施动者就可以要求一种权利,以便通过非常措施应对威胁”。简单来说,所谓“安全化”,就是安全施动者将某一议题视为存在性威胁,并以此为由要求打破常规、采取非常措施来应对的过程。与“安全化”相反的是“去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的概念,是指安全施动者“把问题由紧急事件模式转变为政治领域的一般性商谈的过程”。对此,普里扬卡·乌帕德亚雅(Priyankar Upadhyaya)等人还指出,“去安全化”“寻求管理非传统威胁的可能性,尽可能地使它们在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之前得到控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美好愿景;奥利·维夫也曾明确指出,只有“去安全化”的完成,才是成功“安全化”的终点。

  由此可见,公共卫生议题的“安全化”,就是安全施动者(一般是国家政府或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将暴发大规模传染病等公共卫生事件,视为危及国家、地区乃至全球人民生命健康的存在性威胁,并且要求打破常规、采取特殊的紧急安全措施予以防控。在这种情况下,在理论上,随着“安全化”进程的启动,国家政府或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获得了加强自身的权力或职能、掌握和调动更多的资源来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的权限,这一般来说有助于更有效地解决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具体实践中,“安全化”进程的启动,对于安全议题的解决并不总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如廖振扬(Joseph Chinyong Liow)等人在研究亚洲的“安全化”困境时指出,在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中,“安全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受众的接受程度,在欧洲社会政治的背景下,政治领域和安全领域之间的区分较为清晰,但在亚洲往往由强大的国家政府设置政治与安全的话语参数,“安全化”的受众则往往成为弱参与的相关受众或无助受众,难以参与到决定政治与安全话语参数范围的过程之中,这就使“安全化”演变为符号行动的政治化。国内学者李开盛也指出,一个议题能够被“安全化”,但不一定能够被“去安全化”,一是因为“去安全化”的结果,往往使安全施动者有可能失去对原来资源的掌控,原来在紧急状态下可以行使的超常权力,可能会受到较多的政治化监督与控制,甚至有可能直接被收回,这就使“安全化”的施动者缺乏“去安全化”的动力;二是因为安全施动者与受众在掌握政策议程、话语工具等方面存在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受众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无法有效集中利益与声音,难以推动“去安全化”进程。这就意味着“去安全化”的愿景往往难以实现,即使“去安全化”能够为受排挤和容易发生暴力事件的社会提供万全之策;不仅如此,廖振扬等人还认为,安全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意义善变而且其边界最终由权力因素所决定,“安全化”的概念本身也模糊不定,因此有可能出现如琳娜·汉森(Lene Hansen)提出的“沉默的安全”(silent security)困境。所谓“沉默的安全”,就是指部分群体“无法表达不安全感、无法提出安全问题或是这种表达有可能加剧正在面临的威胁”的情况。

  究其原因,是由于在“安全化”的大框架下还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安全化”模式,不同的模式其“安全化”进程也存在着差异,因而在具体实践中对于安全问题的解决和安全的保障也就有不同的结果。倘若“安全化”施动者对一个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的判断过度,在该事件尚不足以成为安全议题时,就将其直接上升为安全问题,就会过度占用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造成资源浪费,引起民众恐惧,这种“过度安全化”(over-securitization)反而不利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妥善解决,而且更容易引发“沉默的安全”的问题,导致部分群体的安全利益不得不让位于被“过度安全化”的议题,从而造成无谓的牺牲,“去安全化”的目标也更加无从谈起;相反,由于危机预警不够准确和及时、信息传播渠道不通畅等原因,也有可能出现“安全化欠缺”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以及资源和资金的投入不足,难以有效凝聚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从而错失危机管控的重要窗口期,难以有效保障“安全化”受众的利益,受众的安全诉求也有可能由于受到政治压力或社会压力而无法言说。

  相较而言,“在场安全化”(in-securitization)是比较理想的“安全化”模式,所谓“在场安全化”是指“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主体都“在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危机在场的“在者”。在“在场安全化”的持续状态中,倘若能够充分发挥专家智库的力量,及时进行政策的学习和调整,切实加深“安全化”受众对权威指令的认同,则能够有力推动“去安全化”的实现。这样,不仅公共卫生事件能够得到妥善处理,而且由于“去安全化”进程的启动和推进,也能较大程度地避免“安全化”的困境。笔者认为,以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判断准确为前提,在具体实践中,可以进一步将“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在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安全化”进程已经完成之后,再启动“去安全化”的进程以终结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资源和资金能够充分投入到应对公共卫生事件之中,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得到有效的汇聚,“安全化”得以完全实现,但“安全化”的困境也有可能随着“安全化”的进程而凸显,需要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应对。另一种是在危机应对的前期甚至一开始就将“去安全化”纳入到应对思路之中,对“安全化”进程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表现为“有限安全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或资源和资金的投入会受到限制,就有必要充分凝聚社会共识,调动“安全化”受众的力量以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的抗疫模式属于前者,而日本的抗疫模式则属于后者。笔者将在后文进行深入的分析。

  总的来说,公共卫生议题的“安全化”有助于国家政府或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进行统一部署、调动资源以应对威胁,但也有可能因为“安全化”行为体与指涉对象界限模糊,“安全化”受众本身在“安全化”进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或是“安全化”施动者和执行者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不当或失控,而出现难以真正保证人民健康安全的情况。因此,在公共卫生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除了要注重确保“安全化”受众的地位,畅通信息传播和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以外,更关键的是要保证“去安全化”的“在场”,根据具体情况将“去安全化”的思路纳入到政策措施当中,适时启动“去安全化”的进程,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真正减轻公共卫生议题对人的安全的威胁。

  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较早暴发于湖北武汉,因而形成了中国治理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武汉模式”,这种模式就属于“完全安全化”的模式。

  在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判断准确的前提下,在具体实践中,“在场安全化”的一种模式是“安全化”先于“去安全化”在场,在“安全化”完全实现之后再启动“去安全化”的进程以终结危机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完全安全化”模式。在这种路径下,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能够得到迅速汇聚,资源以及资金得以集中投入到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之中,但由于在前期难以兼顾实现“去安全化”,因而在后续启动的“去安全化”进程中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理“安全化”困境的措施。笔者认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汉模式”就属于“完全安全化”的模式。

  要应对未知的新冠病毒,中国的抗疫必然需要经历一定的摸索、试验和纠错,并最终打赢疫情治理战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武汉模式”遵循“完全安全化”的路径。中共中央对新冠肺炎疫情高度重视,全国各地省市区县迅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疫情,全国各级财政陆续调拨和下发疫情防控补助资金,全国各地迅速组织医疗队伍驰援武汉,军队也抽组医疗力量承担医疗救治任务。从中央到地方,从医疗部门到行政部门、军队、社会组织,都直接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可以说,在“安全化”进程中,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集中投入到了抗击疫情中,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得到广泛汇聚,资源和资金也大量调拨到疫情防控工作中,形成了全国一心、共同抗疫的态势。在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后才陆续谨慎地开展复工复产以及复课,并采取措施应对由疫情引发的其他安全问题,在保证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去安全化”的进程。

  根据“安全化”理论,“安全化”进程的启动有两个标志:一是“安全化”施动者将某一问题视为存在性威胁;二是以此为由,要求采取非常措施予以应对。2019年12月,武汉市陆续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12月底,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国家卫健委也派出了专家组到武汉开展相关检测核实工作,于2020年1月1日成立了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并从1月11日起每天更新疫情最新动态。1月19日,国家卫健委陆续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派出工作组指导疫情防控相关工作。1月20日,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当天,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国家卫健委发布了2020年第1号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并宣布自20日起每天汇总发布各省(市、自治区)发布的新增病例数。至此,中共中央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化”的主要施动者,已经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存在性威胁,在政治层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并且已经开始调动政治和医疗资源投入到抗疫行动中。

  随后,中共中央以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分别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了非常措施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党中央加强了领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政治权限,国务院也加强了对抗疫工作的管理职能。2020年1月25日,党中央成立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各地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2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对重点医疗应急防控物资实施统一管理、统一调拨,地方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或调用;30日,国务院办公厅要求迅速组织生产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疗防护服、N95口罩、医用护目镜、负压救护车以及相关药品,加快企业复工复产。

  其次,在限制人口流动方面,全国各地陆续采取以“封城”为首的非常措施限制人口流动,阻止疫情的进一步蔓延。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宣布“封城”,交通运输部随后宣布全国暂停进入武汉陆路水路的客运交通,湖北其他地市也陆续采取关闭道路通道的措施,中国各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2月7日,深圳、广州、成都所有小区实施封闭管理,随后,全国各地市也陆续对住宅小区、公共场所实施严格的出入管制措施。

  最后,在加强医疗资源供给方面,武汉迅速建设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从1月24日上海、广东派出第一批医疗队驰援武汉开始,全国其他省市陆续派出医疗队驰援武汉,军队从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抽调人员组建驰援武汉的肺炎疫情医疗队。2月13日,中国空军还出动运-20大型运输机向武汉空运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物资,这也是中国国产运-20首次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

  从上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措施中可以看出,在“武汉模式”下,新冠肺炎疫情的“安全化”已经全面启动。

  从时间进程中可以看出,从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开始,就意味着党和政府作为安全施动者,已经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当前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主要威胁。而从全国各地市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并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陆续采取“封城”、“封路”措施,国家调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的医疗队伍驰援武汉、动用军用运输机调拨资源,以及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等举措中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的强力领导下,全国各地、各机关、各部门也采取了非常规的紧急安全措施应对疫情;在抗疫期间,最高领导人的精力和时间、资金和资源绝大多数都投入到了抗击疫情之中,从党和政府到人民群众都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和认同,呈现出全国上下一心、共同抗疫的局面,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化”的进程得到全面启动和推进。

  “安全化”有五个要素,即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安全化”的行为主体、“安全化”的实施条件以及“安全化”的受众。从这个框架分析,也可以看出“武汉模式”的“完全安全化”特点。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化”的过程中,安全的指涉对象是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即保障的是人的安全问题,无论是对在中国的外国公民还是在外国的中国公民,无论是对武汉、温州等重点疫区的公民还是在其他地区的公民,都从维护其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目的出发采取措施。威胁的来源在客观上是新型冠状病毒,在主观上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措施以避免和防止出现针对患者、感染者以及湖北公民的歧视性政策,在全国各地调动医疗队伍驰援武汉的壮举中,也可以看出举国上下、共同应对新冠肺炎这一共同的安全威胁的行动和决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作为领导者和决策者,是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化”过程中最主要的施动者。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来势凶猛,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中共中央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多次强调在抗疫中要加强党的领导,社区基层人员、社会服务志愿者乃至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安全化”的受众,不仅积极响应了党和政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召,而且还自发、主动地通过“宅”在家中、协助小区管理、志愿接送医护人员等不同方式,承担了共同抗疫的社会责任。这不仅表明了“安全化”行为主体的多元性,而且还体现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安全化”得到了充分的实施。此外,大数据、网络媒体、智能服务等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为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整合和传达,以及全国各地的严防严控和人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提供了重要条件,进一步加强了“安全化”措施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贯彻落实。

  由此可见,中国的抗疫模式以彻底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彻底解决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安全问题为目标。即使在国内疫情形势趋于稳定、工作重点也转向外防输入和内防反弹的三四月份,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也依然是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点,国家卫健委依然强调发挥各级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作用,精准实施入境人员管理和社区防控。在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化”的进程中,党中央加强了对实现上述目标的政治指导,在党和政府所采取的非常措施中,除了调拨经济资源以外,还直接动用了军队、公安等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保障力量。同时,从受众的反应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安全化”,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接受,并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执行。无论是从“安全化”的目标、领导人的注意力及资源分配,还是从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的汇聚程度来看,在“武汉模式”下,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安全化”进程得到全面的推进,符合中国疫情防控的实际需要和中国政治社会的特点。虽然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经济和正常社会生活为代价,但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疫情防控的效率和效果,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全国人民齐心抗疫、坚持严防严控的努力下,2020年2月18日,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病例数量连续14天下降;19日,全国13地新增病例为零;24日,广东首先决定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世卫组织也表示中国疫情的顶峰已过;28日,中国累计治愈病例首次超过了现有确诊病例,全国湖北以外各地新增确诊病例也连续多日清零。3月18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现有疑似病例首次实现三清零。随着全国疫情进一步呈现向好态势,党和政府逐渐开始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作为防控工作的重点,“去安全化”的进程也随之开始启动,之前在限制人口流动和加强医疗资源供给方面所采取的非常措施逐步解除,包括武汉在内的全国多地逐步解除了封闭式管理措施,各省市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也相继返程。

  到了五六月份,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党和政府也继续推进了“去安全化”的进程。在解除其他抗疫期间非常措施的同时,强调要大力保障复工复产、促进就业以及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经济和社会机能的恢复;在官方媒体的议程设置中,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内容也大幅度减少,与促进经济、保障民生相关的内容则大幅度增加。至此,无论是从客观的疫情形势,还是主观的威胁认知的角度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不是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存在性威胁。虽然在北京、黑龙江等地出现了一些局部的反弹,但由于已经有了前期抗疫的宝贵经验,在“武汉模式”下,国内整体上还是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去安全化”的阶段,更多的是采取一些预防性的管控措施。在前期,中国为了有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较为充分的“安全化”措施,也付出了经济生活方面的巨大代价;而在后期,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中国也适时启动了“去安全化”的进程,出台相应的措施,保障经济民生,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的群体的经济利益和基本生活。

  从上述对“武汉模式”的论析中可以看出,“完全安全化”模式具有以下三个关键特征。首先,“安全化”施动者对某一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的判断必须是准确的,没有夸大该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威胁,彻底推进“安全化”的进程是有必要的,并不是对该公共卫生事件的“过度安全化”,这也是“安全化”施动者采取“完全安全化”模式的合法性前提。在疫情暴发初期,新冠肺炎病毒不仅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而且导致的重症比例较高。2020年1月28日,武汉的重症占确诊病例的比例达到了32.4%的峰值,在这些重症病例中,又以老年人、患有基础性疾病者居多,救治和看护的压力很大,这在短时间内对医疗系统,特别是医疗资源供给体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有必要迅速从国家层面采取非常措施来阻断病毒传播、调配医疗资源,党和政府也就有必要迅速形成政治共识,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好疫情防控这一件大事。也就是说,采取“完全安全化”的举措必须以威胁认知的准确为前提,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地形成齐心抗疫的政治共识和社会认同。

  其次,在“安全化”的进程中,不仅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危机在场的“在者”,而且“安全化”的施动者和受众都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为“安全化”的施动者,在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医疗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着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以及各基层组织、社会团体,在人口流动管理、流行病学调查、妥善安置患者及其家属、帮扶受疫情影响的等具体的抗疫工作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没有直接参与到抗疫工作的人民群众,也通过各自的方式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除了基本的“宅”在家中、自觉佩戴口罩、配合当地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以外,还有不少人民群众主动通过网络社区传递疫情防控相关的有效信息,或是运用自身特长传播“正能量”,缓解疫情下的焦虑和恐慌,从而营造一个全民齐心、积极抗疫的良好氛围。这不仅有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稳步推进,而且还反映出在“武汉模式”下,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完全安全化”的重要特征。

  最后,“安全化”的在场先于“去安全化”,“去安全化”是在“安全化”进程得到彻底推进之后才启动。如前文所述,由于疫情来势凶猛,保证“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同时在场就会对“安全化”的进程造成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不符合抗疫的现实需求。因此,即使在疫情暴发早期,“沉默的安全”问题就已经浮出水面,如出现了因职业、地域等因素而产生的歧视现象,部分在疫情之下面临双重甚至多重的安全问题(如受疫情影响一些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无法及时到医院开药,一些独居老人无法得到及时的照顾等)。但为了整体的疫情防控需要,党和政府作为“安全化”的施动者仍必须先集中力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疫情形势基本可控之后再启动“去安全化”进程,采取必要的配套措施应对这些在集中力量抗击疫情时难以及时兼顾的安全诉求。在“完全安全化”模式下,为了真正地保障人的安全,“去安全化”依然是终极目标,但在具体实践中,是在通过“安全化”措施解决了主要矛盾之后,作为一种善后、兜底或是减损补偿工作来执行的。简言之,“去安全化”与“安全化”同等重要,但在执行中有先后之分。

  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与中国的“武汉模式”不同,日本总体上采用了以“有限安全化”为基本特征的“仙台模式”。所谓“仙台模式”,是指位于日本宫城县仙台市的日本东北大学的押谷仁教授提出的抗疫方案,其观点为政府采纳,并作为日本应对新冠疫情的基本模式。

  2020年3月29日,日本公众卫生学会举行聚集性感染对策研修会,押谷仁教授在提交的《COVID-19对策概念》报告中阐述了“仙台模式”。在报告中,押谷仁将新冠肺炎疫情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进行了对比,简要分析了中国疫情发展的趋势,肯定了中国的抗疫对策,指出需要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日本的抗疫措施。同时,在流行病学分析和数理模型解析的基础上,押谷仁认为,新冠肺炎病毒在地区内大规模流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发生了连续的聚集性感染;二是由大规模聚集性感染引发了多次小规模聚集性感染。对于日本来说,有可能引发大规模聚集性感染的因素主要与外来输入的患者、接触者有关。

  在上述疫情分析的基础上,押谷仁提出,日本新冠肺炎疫情对策的目的,是在将对社会和经济机能的影响最小化的同时,将抑制感染扩大的效果最大化。抗疫对策的最大目标,就是抑制感染扩散的速度,尽可能减少重症病例和死亡人数。“仙台模式”认为,日本的抗疫对策有三根支柱:一是聚集性感染的早发现、早应对;二是患者的早诊断、对重症患者的集中治疗、确保医疗资源的提供;三是市民改变行为、减少不必要、不急需的外出。关于聚集性感染的具体对策:一是对感染者安排入院或采取类似措施,对接触者执行14天的健康观察,对医疗机构和养老设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追踪聚集性感染的链条,并控制其向周围扩散,以此尽可能抑制病毒传播和感染扩散;二是所有地区都应该采取必要的聚集性感染对策,尽可能避免密闭空间、密切接触、人员密集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的情况(即“3要素+α”环境)。对于存在感染扩散风险的地区,则要进一步采取避免“3要素+α”环境的实际措施,呼吁市民自主限制外出,并将医疗机构和养老设施作为应对聚集性感染的主体。而如果感染持续扩大,或者医疗体制面临无法维系的危机,则应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采取要求市民自主限制外出、限制设施使用等更积极的措施。此外,尽快扩充保健所、地方卫生研究所、检疫所、聚集性感染对策班的人员,特别是要减轻保健所的负担,在日本的所有人都必须改变行为,避免“3要素+α”环境,减少不必要、不急需的外出。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的抗疫进程就是按照“仙台模式”而展开的。与“武汉模式”相比,“仙台模式”无疑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形成背景。与中国疫情暴发早、速度快、来势凶猛不同,日本的疫情形势总体上发展较为缓慢。从2020年1月16日日本出现首例确诊病例、2月5日首次确认停靠在横滨的“钻石公主”号游轮上出现乘客感染新冠肺炎,至今仍处于爬坡阶段。这既和病毒传播的情况以及传染病流行的规律有关,也与日本采取的抗疫措施密切相关。笔者认为,以4月7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为分界点,日本的抗疫措施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4月7日前,日本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非安全化”的路径;4月7日后,日本遵循的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

  在第一阶段,之所以称日本的抗疫模式遵循的是“非安全化”的路径,是因为日本政府虽然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存在性的威胁,但并未将其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而是以新冠肺炎疫情在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之前得到控制、避免其成为安全问题为目标。此外,日本政府也并未要求打破常规,采取非常措施来控制疫情,而是完全交由各地方自治体、各社会组织和国民个人来应对,政府所做的主要是提供对策指导,而不是像中国政府那样发挥强有力的部署和指挥作用。在这个阶段,日本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策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日本国内疫情尚不算严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契合日本的政治体制、公共卫生治理体制以及社会文化基础。

  在第一个阶段,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直到2020年3月28日,日本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才首次破百。而此时全球疫情形势却非常严峻,3月15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万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1万例;3月16日,中国以外累计确诊病例从7.2万例上升至8.6万余例,首次超过中国国内累计确诊总数。日本的疫情形势是随着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发展的,在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之前,日本国内的疫情形势总体平稳,直到4月1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才首次超过200例,4月4日首次超过300例。因此,在第一个阶段内,日本国内的疫情形势尚不算严峻,其实际情况允许其完全遵循“非安全化”的路径采取抗疫措施。

  除此之外,日本的政治体制、公共卫生治理体制以及社会文化,也为其采取“非安全化”的措施提供了必要条件。首先,从政府权力纵向配置的角度来看,日本虽然属于单一制的国家,但相比典型的中央集权型单一制,日本的实际情况更符合地方自治单一制国家的特点,即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方式是进行监督和指导,各地方自治体在立法、行政等方面具备较大的独立性。2020年,1月30日,日本政府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主要职能是讨论抗疫对策的制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调整和实施;其下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主要履行疫情分析、建言献策的职能。在此指导下,各地方自治体可以根据当地疫情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例如,2月28日,北海道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6例,约占日本国内确诊总数210例的30%,对此,北海道知事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要求民众控制外出,大大早于4月7日日本政府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截至4月13日,北海道的累计确诊病例为272例,占日本国内确诊总数的不到4%,单日新增至今未超过20例,疫情形势得到了有效控制。可见,日本政府权力的纵向配置结构,有助于各地方自治体在全国疫情蔓延之前,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提前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不仅给中央政府综合把握国内疫情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全国性的抗疫措施准备了窗口期,也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保证全国经济的基本运行提供了条件。

  其次,在日本的疫情危机治理中,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外,企业、学校、非营利组织、市民团体、专家和志愿者等多元主体,也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抗疫第一阶段,以各地的保健所为首的地方公共卫生治理部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保健所是指负责地方居民健康与公共卫生的行政机构,其在日本公共卫生治理体制中的定位是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据点,主要负责实施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全流程业务,包括危机预防、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措施的实施以及危机善后恢复,在业务上接受厚生劳动省的指导,在行政上接受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其核心功能不仅在于向居民直接提供医疗和保健服务,关键还在于调配区域内医疗机构及市町村保健中心等资源,构建向居民提供必要服务的行动框架,进而发挥危机应对的主体作用。在地方自治单一制的权力配置结构下,以保健所为首的地方公共卫生治理部门,不仅履行了对确诊患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安排疑似患者接受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咨询和建议等职能,而且能够在全国疫情蔓延之前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调配资源,控制疫情在地区间的蔓延,防止大型医院或定点医院暴发交叉感染,能够在疫情形势发展成全国性的安全问题之前,首先从地方层面在医疗服务领域采取应对措施,从而使“非安全化”的抗疫措施达成应有的效果。

  最后,日本社会强调自律以及集体主义的文化习惯,也为第一阶段遵循“非安全化”路径的抗疫模式奠定了基础。与中国对道路交通、公共场所、住宅小区实施严格管制,以及扩大新冠肺炎检测口径、直接采取CT诊断不同,在第一阶段内,日本政府主要是要求国民加强个人卫生和避免人际密切接触、避免前往密闭空间、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即避免“3つの密”);对于担心自己已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日本政府的建议是先前往最邻近的保健所进行咨询,再视情况安排就诊;厚生劳动省还颁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的咨询和就诊基本标准,建议国民在咨询和就诊之前,如果出现了发热等感冒症状,就要向学校或公司请假、控制外出,并每天测量和记录体温;对于感冒症状或发烧37.5℃以上持续四天、抑或是有强烈乏力感或呼吸困难的人建议前往保健所咨询,而对于孕妇、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群体、正在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抗癌剂的群体,由于其容易演变为重症,在上述症状持续了两天左右的情况下建议前往咨询。从上述管理和诊治标准的差异中可以看出,日本在第一阶段依然是遵循“非安全化”的路径,希望能够尽可能地通过社会和个人的力量控制疫情,而这就需要国民个人自觉进行健康管理,自觉根据身体情况采取控制外出、自我隔离、咨询就诊等不同程度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社会强调自律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习惯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社会文化下,日本国民会根据周围大多数人的标准对自身进行约束和管理,会自觉遵循集体的行动准则,日本政府上述非强制性的建议和要求也相对容易得到贯彻落实,进而有助于控制新冠肺炎的社区传播,避免疑似患者在医院聚集造成交叉感染,也有助于延缓疫情的蔓延。

  到了第二个阶段,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4月6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20万例,当天日本的新增确诊病例也达到383例,再次突破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的新高,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3 654例、累计死亡病例73例。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当天发布的数据,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已有10个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例,仅剩鸟取县和岩手县未出现确诊病例,东京都的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 040例,大阪府达到409例,千叶县、爱知县、神奈川县的累计确诊病例也超过了200例,日本国内的疫情形势愈发不容乐观。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安全化”措施,但与中国遵循“完全安全化”的路径抗击疫情不同,日本政府遵循的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

  4月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并且在4月16日宣布《紧急事态宣言》的实施范围扩大到全国。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采取一定的非常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威胁,政府首脑也投入了比第一阶段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应对疫情。但基于日本现实的抗疫需求和政治体制、公共卫生治理体制以及社会文化基础,在目标上,日本政府依然坚持以“去安全化”,即避免新冠肺炎疫情上升为安全问题为目标。受此限制,在资源调动上,日本政府至今尚未调用自卫队、警察等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保障力量抗击疫情;日本政府作为“安全化”的施动者,也尚未采取强制性的管理措施,而是进一步汇聚社会认同,调动民众的自主性,希望能依靠国民的自律和自觉、借助社会性的力量来应对疫情。

  4月7日,日本召开了第27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的重症病例发病率较高,会严重危及国民的生命健康,再加上无法确定感染途径的病例大量增多,新增确诊病例增加迅速,医疗资源也日益紧缺”。基于此,日本政府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实施时间为4月7日到5月6日的一个月内,实施地区包括埼玉县、千叶县、东京都、神奈川县、大阪府、兵库县、福冈县等七个都道府县。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表示,“即使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也不会实施像国外那样的城市封锁,今后将继续在尽可能维持公共交通机构等必要的经济社会服务的同时,通过避免人际密切接触、避免前往密闭空间、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防止感染的扩散。此外,为了提高紧急事态措施的实效性、防止暴发性的感染扩散,不仅需要各都道府县全面配合,要求当地居民自主限制外出,维持基本的社会机能,更需要全体国民每一个人的充分配合。最重要的是全体国民改变以往的行为,根据专家的计算,如果全体国民共同努力,将人际接触的机会减少七成到八成,两周后新增患者数量将会出现减少的趋势,到5月6日的这一个月内,希望全体国民能够努力减少七成到八成的人际接触,自主限制外出”。4月16日,日本全国累计确诊病例达到8 582例,当日新增482例。当天,安倍政府宣布将《紧急事态宣言》的实施范围从原先的七个都道府县扩大到全国,以遏制传染扩大化的倾向,实施时间同样是到5月6日之前,其他具体要求基本保持不变。

  对于自主限制外出的具体要求,日本内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推进室也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去医院、出门购买食材、医药品、生活必需品,必要的工作出勤,在屋外运动或散步等维持生活的必要外出,并不在自主限制的对象范围内,需要避免的是不必要、不急需的外出、返乡和旅行以及前往密闭空间和人员密集场所、发生密切的人际接触。此外,在日常的生活和职场中,在人多拥挤的地方、人多聚集的室内或进行近距离对话时,需要避免大声讲话或唱歌,在密切接触的场合要避免引起呼吸剧烈的运动。而根据上述推进室的统计数据,截至4月14日,相比4月7日(周二)《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当天,东京五个主要车站6~18时的累计人流量有所下降;相比4月7日的15时,4月8~14日同时段在涉谷、横滨、梅田、难波等实施《紧急事态宣言》的七个都道府县的人流密集地区的人口均有所减少,同比减少25.4%到51.6%不等;此外,相比2019年,4月12日在JR东京站、新宿站、涉谷站、池袋站、上野站、横滨站、大宫站、千叶站、大阪站、三之宫站、博多站以及东京地铁全站的检票人数也大幅下降,同比下降72%到93%不等。可见,自4月7日日本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以来,日本国民采取的自动限制外出行动确实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有利于缓解疫情的蔓延。

  由此可见,日本中央政府虽然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并扩大到全国,并且对国民的自主外出限制提出了相对详细的要求,但总的来说,中央政府提出的这些抗疫举措都不是强制性的措施。一方面,日本政府多次明确指出,为了将疫情对经济和社会机能的影响降到最小,即使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也不会实行城市封锁措施,并且强调抗击疫情最需要的是每位国民自身的行动;另一方面,在日本中央政府宣布将《紧急事态宣言》扩大到全国之前,其他地方自治体也可以根据当地的抗疫需求自行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对公共场所和居民活动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以爱知县为例,4月7日,该县单独发出了《紧急事态宣言》,强烈要求当地民众自主限制不必要、不急需的外出,即使不得不外出也必须避免前往密闭空间和人员密集场所,避免人际密切接触,实施时间同样为发布当天到5月6日的一个月内。此外,在宣言中,县政府表示将努力强化医疗资源供应体制,充实检查体制,整备咨询和情报提供体制,还特别指出将努力防止出现对新冠肺炎相关医护人员的歧视和造谣中伤。当地精神保健中心还特别印发传单,呼吁县民掌握确切情报、不听信传闻和谣言,对医护人员要心怀感激和敬意,避免歧视性的言行。爱知县虽然不在中央政府宣布实施《紧急事态宣言》的七个都道府县内,但也独自发出了《紧急事态宣言》,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理措施以抗击疫情。

  综上所述,日本在4月7日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以后,采取了一定的“安全化”措施,但基于其地方自治型单一制的权力配置结构、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以及强调自律和集体主义的社会文化,其抗疫模式遵循的是“有限安全化”的路径。在押谷仁教授提出的抗疫对策三根支柱(即聚集性感染的早发现、早应对;患者的早诊断、对重症患者的集中治疗、确保医疗资源的提供;市民改变行为、减少不必要、不急需的外出)的指导下,在目标方面,日本政府一直坚持以“去安全化”,即避免新冠肺炎疫情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为目标,在启动“安全化”进程的同时尽量保证了“去安全化”的在场,尽可能地减少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争取实现“软着陆”;在措施方面,日本中央政府更多的只是加强了其指导性权限,各地方自治体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在资源调动方面,日本政府至今尚未调用自卫队、警察等国家和社会安全的保障力量以抗击疫情;在限制人口流动方面,日本中央政府也尚未采取统一的强制性措施,而是进一步汇聚社会认同、发挥地方政府和民众抗击疫情的自主性,希望能依靠国民的自律和自觉、借助社会性的力量来应对疫情。这种模式虽然难以迅速阻断疫情的蔓延和扩散,但在客观上有助于减轻“安全化”举措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保证受众在“安全化”过程中的自主性,避免产生“沉默的安全”问题。

  由于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特殊性,从保障人的安全的角度出发,能否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是最直接的政策评价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中日两国的抗疫措施都是有效的。这两种抗疫模式都是两国中央政府在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实际抗疫需求做出的选择。而对于日本来说,一开始就保证“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同时在场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中国是人口大国,此次疫情较早暴发在武汉这个交通枢纽城市,再加上春节返乡人口大流动的压力,要有效防控疫情,遏制人口大流动导致的传染扩散甚至是大规模暴发,就有必要采用相对更为激进的“完全安全化”方针,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强化对人口流动的管制,更有效地调动资源,也有助于使人民群众认识到疫情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自觉地积极参与抗疫活动。

  与中国的抗疫需求不同,在早期,日本的抗疫任务重点在于妥善解决“钻石公主”号游轮的问题;在后期,随着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日本国内患者日益增多,日本的任务重点才正式转为抗击国内疫情。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安倍政府最主要的战略重心和工作重点之一是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自2013年以来,安倍政府相继出台了四期日本再兴战略、两期未来投资战略,2019年出台了最新一期成长战略,主要有实现“Society5.0”、全世代型社会保障以及保障人口减少下的地方生活等三个重点,2020年2月7日、3月5日和4月3日还召开了三次未来投资会议。由此可见,对于安倍政府而言,在疫情形势整体可控的情况下,保持“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同时在场、同时保住“生命”和“经济”是最优的选择。在不得不牺牲“经济”保“生命”之前,这种举措既可以作为实施更为激进的“安全化”措施的前期缓冲,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替代方案。此外,由于日本社会文化的特性,极度强调集体主义的反面就是容易忽视对个人利益的合理关切。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今日焦点”节目4月1日的报道,已经有一线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受到谣言的影响,被视为“传染源”而遭受歧视,出现了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在保育园里被“隔离”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倘若采取激进的“安全化”措施,这些“沉默的安全”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因职业、所处地域等因素而受到歧视的群体可能更难表达其安全诉求。因此,安倍政府保证“安全化”和“去安全化”的同时在场,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限制“安全化”进程,强调每一位国民自身行动的重要性和社会性力量的作用,虽然显得有些理想化,而且可能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彻底解决疫情,但也不失为一种符合日本国情和实际需求以及社会生态的举措。

  从以上对“仙台模式”的论析中可见,“有限安全化”具有以下三个关键特征。首先,与“完全安全化”一样,“安全化”的施动者采取“有限安全化”的举措必须以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程度和烈度判断准确为前提,而不是低估该公共卫生事件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威胁,造成“安全化欠缺”的问题。与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在日本,在疫情暴发初期,病毒的传播相对缓慢,而且重症病例的占比也较小,短时间内对医疗卫生系统的冲击相对较轻,再加上中国在第一时间公开了新冠肺炎病毒的基因序列、向世界提供了新冠肺炎病毒的相关信息,日本政府有相对充分的时间着手应对疫情。目前,日本虽然面临着第二波疫情暴发的风险,但由于有了前期的抗疫经验,各地方自治体也可以因地制宜实施相应的抗疫措施,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采取“有限安全化”的策略,基本上还是符合日本的抗疫需要的。

  其次,与“完全安全化”模式下“安全化”的在场先于“去安全化”不同,“有限安全化”模式要求保证“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同时在场。对于安倍政府来说,在疫情整体可控的情况下,同时保住“生命”和“经济”是最优的选择。在前期,安倍政府就屡次强调要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和社会机能的影响;2020年6月底以来,虽然日本面临着第二波疫情暴发的风险,但从安倍政府的议程设置中可以看出,除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暴雨灾害减灾救灾工作以外,安倍经济学、俯瞰地球仪外交、全世代型社会保障都是同样重要的工作内容。7月17日,安倍内阁制定了本年度的“成长战略”及其实行计划,该实行计划包括了创新工作方式、整备电子信息市场、促进新兴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交通和物流业的科技创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即使启动了“安全化”的进程,出于维持经济和社会机能的目的,安倍政府一直尽可能地保证“去安全化”的在场、限制“安全化”的进程,避免采取统一的强制性措施,更多的是希望公众能够自主限制外出,向公众传达一种“只要每一个人都自觉减少人际交往和接触,疫情就能逐步得到控制”的信念。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有限安全化”要求“安全化”与“去安全化”同时在场,其对疫情蔓延的阻断效果自然就会存在不彻底性。因此,这种模式不仅要求“安全化”施动者对疫情威胁的判断准确,还要求施动者把握好“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平衡,实际上更加考验施动者面对疫情发展的应变能力。

  最后,相比“完全安全化”,在“有限安全化”模式下,虽然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在场,但“安全化”的受众在“安全化”的进程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由于“有限安全化”要求“安全化”与“去安全化”同时在场,“安全化”的进程就会受到限制。这意味着最高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一些资源和资金难以迅速集中投入到疫情防控的工作中,这就要求“安全化”的受众发挥更加积极的主体作用。在日本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安倍政府作为“安全化”的施动者,主要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各地方自治体在因地制宜制定具体的抗疫对策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性,日本国民的自律和自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有限安全化”模式下,一旦政府首脑对疫情威胁强度及其蔓延性的判断失误,作为“安全化”受众的主体即日本国民的自律行为懈怠,则极易造成疫情的反弹和蔓延。6月底日本疫情出现反弹以来即是如此。因此,在“仙台模式”下,一方面,“安全化”的施动者需要做出准确的抗疫指导;另一方面,“安全化”的受众在具体的抗疫实践中也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主体作用。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艰巨挑战。新冠肺炎属于呼吸道传染病,其传染源主要是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其传播扩散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随着全球疫情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国家相继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安全化”措施抗击疫情,其中以“封城”为代表的“完全安全化”举措能够较为迅速地通过管制人口流动来遏制传染的蔓延,先后被不少国家采用。但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化”的过程中,在采取“封城”、“封国”之类的严格的人口流动管制措施的同时,还必须防止“过度安全化”,并解决由此衍生的所谓“沉默的安全”问题。但是,由于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突发性、蔓延性和威胁来源不明等特性,任何国家对其传播轨迹的追踪、扩散趋势的预测,不一定能保证迅速和准确加以应对,并采取“安全化”措施,因而也有可能出现“安全化欠缺”的情况。“有限安全化”模式能够更好地兼顾“安全”与“经济”利益,保障“安全”利益相关者都“在场”。但是,在“有限安全化”模式中,由于“安全化”的进程受到了限制,“安全化”施动者不一定能切实掌控潜在的传染风险,这就加大了施动者对疫情的发展趋势出现误判的可能性。如果“安全化”的受众自律行为进一步懈怠的话,则不利于疫情的彻底控制,从而导致疫情治理付出更多的成本代价。

  从理论上看,治理新冠肺炎疫情为典型的大规模传染性疾病防控行动,不论是实行“完全安全化”,还是“有限安全化”,各有其利弊得失,不可一概而论,应该互相借鉴。“完全安全化”具有其特有的优势,有助于迅速地遏制疫情的扩散,但客观上也更容易导致“安全化”的困境,使各国面临在保障国民生命健康安全时,必须平衡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管控本国疫情时,由于“封城”“封国”等举措,也有可能使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的人员、海外公民和物资等流动受到阻滞。而“有限安全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疫情应对与保障正常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矛盾,但不能够迅速、强有力地控制疫情的蔓延和扩散。尽管如此,在实践上,中日两国的抗疫模式均以其特殊的国情和社会条件为基础,以“武汉模式”与“仙台模式”为基本特征所形成的“东亚模式”,对国际社会抗击疫情、防止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扩散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连日来,山东日照持续高温天气,在山东省第25届省运会主会场施工现场,工地采取错峰施工、发放防暑降温药品等,让高温下的建筑工人安全度夏,确保工程建设高质高效。

  近年来,重庆市南川区通过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将乡村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提升了当地农民获得感、幸福感。

  为丰富农村留守儿童的暑假生活,大杨村党委开展暑期假日课堂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陪同留守儿童一起学习、游戏,让留守儿童度过安全、快乐的暑假。

  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后岗村的一个池塘,几只翠鸟时而静栖于水中蓬叶上,时而立于水池塘中的树技上,眼睛紧紧盯着水面,一旦发现有食物,则以闪电式的速度直飞捕捉,有时像箭打的一样飞掠水面,十分好看。

  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下线日,由中国中车承担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2021年7月20日,在山东省荣成市海驴岛自然保护区码头,游客登上游艇,踏浪环岛游,感受海风清凉、喂食黑尾鸥,尽享夏日休闲好时光。

  近年来,该县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生态旅游,充分挖掘永安溪流域水秀、山青、树绿、村古、滩林美的特色,全力打造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

  2021年7月17日,伴随着E.I一爱亲子时装的精彩演绎,第四届CCFW中国国际儿童时尚周在杭州·艺尚小镇拉开帷幕。

  江苏省青少年击剑俱乐部联赛在常州市开赛。本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南京、苏州、无锡、南通、镇江、扬州、常州等12个城市的700余名运动员参赛。

  2021年7月17日晚,游客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古城景区观看表演。暑期,该景区通过举办夜演、夜秀、夜舞等活动,打造夜经济品牌,激活消费新活力